1、寻找文明的逻辑读文明是副产品陈心想 郑也夫先生新著文明是副产品, 堪称是继代价论、信任论之后的第三论“文明论”, 基本风格与前二者类似, 但这本文明论关注更宏大, 为人类文明寻找逻辑, 大胆推论下缜密的逻辑, 让人叹为观止;不管是外婚制的形成、农业的起源、文字的起源, 还是造纸术的发明、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 背后的逻辑是它们都是非目的性的“副产品”。在这个共同逻辑之下, 这每一项人类重大发明自身的形成逻辑都具有自身个性。因而阅读本书不仅可以丰富知识, 更能磨炼推理思维。作为此书的第一读者, 至少是最早读者之一, 从初稿到成书, 已读多遍。郑先生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一以贯之的目的论批判,
2、 正是针对我们学术和生活中充斥的没有道理的目的论解释。实际上, 稍微理性考虑一下, 都会发现目的论的不合理处。记得十多年前读赫伯特西蒙的我的种种生活模式一书, 他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对自己走过的道路得出的结论是:这条道路是环境与自己互动的产物, 就是自己顺应当时的环境, 一路走下来的, 没有所谓的计划, 几乎就是“随遇而安”的结果。虽然后者研究的是宏大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 前者是微观的个人发展轨迹, 但二者有着道理一致的机制, 即都非目的性产物。如果我们从逻辑上分析目的论, 便不由发问:目的, 谁的目的?某个人的目的, 还是群体的目的?如果说到群体, 众多的目的往往处于一个杂乱分布状态,
3、 很难有一个清晰的一致目的, 或者说是“群体意志”, 这就把人类文明这样的大问题下的目的论的目的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退一步讲, 即使有目的, 因为过程的复杂和人类理性的有限, 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会是计划者所料想不到的, 尤其是当“形势比人强”的时候, 目的更是影响乏力。波普尔在研究了“科学发现的逻辑”后认为, 科学发现是不可预测的, 从而因为科学和技术的发现具有不可预测性, 历史不是直线型可预测的。因而“悬而未决的仍然是文明的未来”。正如作者书中所说:“理性以其反思之特征, 将人的很多行为披上了意图和得失计算的外衣。”“因为解释是理性做出的, 理性在解释行为时会夸大自己的作用, 乃至走入泛目的化的
4、误区, 将目的注入人们的一切行为中。”文明是副产品一书在批判目的论同时, 也在寻找摆脱目的论后文明的逻辑。作者根据可以利用的线索材料, 大胆推理, 逻辑缜密。例如对于造纸术的起源一说, 作者非常大胆地把史记淮阴侯列传里给韩信饭吃的“漂母”所“漂”的东西猜测为“树皮布”。通过一番对树皮布研究的梳理分析, 得出结论是蔡伦造纸法是受到“树皮布”的影响:“各种猜想都没有事实上的确定性, 只有逻辑上的自洽与不自洽, 推论上合理与不合理。而在这一层面上, 说制造树皮布是所谓漂絮, 蔡伦造纸法是受其影响, 要好于其他说法。”对历史的理解, 受到文献和实物的限制, 确实必须有想象和悟性帮助推理。许倬云先生早年
5、学过考古学, 他说过:“在考古学上得到的最大好处, 不是考古学本身的知识而已, 是考古学上从细枝末节的材料去推论, 我要有点speculation, 要有一点领悟, 要一点推测。”文明是副产品一书里, 这种有洞察力且有趣的推测不少, 很有启发性。关于文字的定义, 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文字的起源”一章, 开篇就是对两千年来的文字定义之争的回顾。亚里士多德因其未见过汉文字这样的自源文字, 受其外源文字局限, 提出的定义是:“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 文字是口语的符号。”而我国汉代的扬雄给出的定义是:“言, 心声也;书, 心画也。”显然, 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与扬雄的定义不只是“高下之分, 而是正误之
6、别了”。可是, 现代社会因为西方文化在世界上的霸权, 我们 1988 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给出的定义依然接受的是亚里士多德, 而非扬雄的思想, 并且在 2002 年版中只字未改。西方近代对中国的影响巨大深远, 曾经造成了一代甚至几代知识分子中多数人眼睛只看到西方, 而忘记了自己历史上的思想文化资源。这里插一句, 何以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做出了那么大的成就, 成了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我想, 大概就是他“从实求知”精神的结果, 早年他曾这样说:“且慢用外国名词来形容中国事实, 我们得在实地详细看一下。”如果在文字的定义上, 能够在采用亚里士多德思想传统下的西方概念之前,
7、看看中国汉文字的事实, 就不会错误地采用那个亚里士多德思想下的概念, 愧对于中国文化先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匪夷所思者二。其一, 数典忘祖。与其有教无类对应的有学无类其二, 也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汉字和汉语不可能支持亚里士多德的定义, 即使是西方的智者只对汉字惊鸿一瞥, 便再难深信亚里士多德的文字定义。这之中最好的人证是莱布尼兹”。这种求实治学精神在学人至为宝贵, 不轻信权威, 不轻信外国, 才有“自由之精神, 独立之思想”。人类文明也有其代价。代价也是“文明的副产品”。郑先生在早期著作代价论里首提“副产品”概念, 就是在论述代价思想。比如, 他说:“如果像杜尔克姆所说, 最初开始分
8、工的人们并不是为了增加财富, 如果像费孝通所说, 族外婚初行时人们不会认识到它会增加种族体质上的优势, 就可以说财富的增长、体质的增强只是人们抱着另一目的做出的行动的副产品。既然一个行动会有始料不及的积极的副产品, 也就当然可能有其始料不及的消极的副产品, 即我们称之为的代价。我们不赞同的是为无生命的事物提出一个它所追求的目标, 把一事物形成后发挥的某种功能很可能是其副产品说成其产生的原因, 其存在的目的。”在文明是副产品里, 作者同样也论述到了文明的代价。比如农业的起源。我们通常熟知的理念是, 人类进入了农耕社会, 脱离了茹毛饮血阶段, 让人类文明前进了一大步。以前的人类生活多么苦, 随着文
9、明进步, 农耕社会产生, 人类生活才开始好了些。从本书对农业的起源的分析, 我们看到, 不是这么回事儿。在农耕社会之前, 人类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劳作, 自由度大多了, 没有那么辛苦。根据对朵贝人的研究, 他们劳动力每周工作近十五个小时, 平均每天二小时九分钟足矣。我们通常用自己想象的文明的逻辑来构建远古人类生活, 这实在是错误的。最睿智的帝王和将军在大战胜利之后的庆功宴上, 都不是歌功颂德, 而是歌哭其付出和对对手的敬畏祭奠。对文明的演进的每一步, 我们的睿智哲人似乎也看到了它们作为代价的“副产品”。可惜的是, 文明一旦迈出这一步, 便注定了没有回头路。根据这一道理, 面对信息时代, 面对“手
10、机“和“微信”这样的新产品席卷大地的时代, 我们是该欢呼, 还是该沮丧, 生活便利的同时, 我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其代价还在随时间流逝逐步展现。本书精彩之处很多, 其中一个就是在伺候“文明是副产品”大题目的同时, 许多小题目不经意间的亮点非常多。比如“辩论与文字”一节, 也是本书论述主要目的下的副产品, 值得我们注意。这个副产品就是作者在分析文字起源时候, 对我们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对待辩论与文字上的差异和演变逻辑的梳理, 这一梳理分析对现实有着深刻的启发和指导意义。从此节得知, 因为语言的便捷, 即使在古希腊的城邦里, 也是很重视语言的。若没有柏拉图等人的辩论写成了文字, 我们今人何
11、以得知他们的思想和文化。这就是说口语和文字各有自己的不足和长处。作者接着说:“没有文字是不可能有希腊文明的, 但是没有口语潜力的深度开发, 同样不会有伟大的希腊文明。微观而言, 口语与文字的并重造就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样的人物, 当然前者要借助后者的刀笔。宏观而言, 口语与文字并重, 造就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窃以为, 在人类的智力生活中,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无论在微观上还是宏观上, 口语与文字的并重, 都是至关重要的。”古希腊智者崇尚辩论 (一定程度上轻视文字) , 而中国哲人更热衷于用文字写下来“藏诸名山, 流传后世”, 所以中国古人作品的优异、作者群的庞大, 都在佐证着中国古人对
12、文章的高度重视。然而, 在中国文化史上, 重文章和背诵, 轻论辩和口语的传统确实是值得反思的。中国的“听其言观其行”、“讷于言, 敏于行”等等, 都是对爱讲话爱论辩者的阻碍。郑也夫先生引用李弘祺的话, 说明中国历史上重文章轻辩论的情况, 论辩是苏格拉底教育学的精髓所在, 所以作者说:“长期尽享这一甜头的希腊公民及其文化传人, 自然珍爱而不肯丢弃这一提升与检验智慧的利器, 它绝非阅读和背诵所能顶替。乃至论辩的传统穿越时间的隧道, 存活在今天西方的学术与教育领地。”在观察中、美两国中小学教育甚至高等教育, 以及社会生活后, 我们发现, 我们太不重视人们的辩论之才的培育了, 这也是我们不同的文化传统
13、的遗留。人类文明演绎中新因子产生的几个范式, 笔者概括其核心思想为:人类要保持开放的理念。五个机制中, 给予、借用、杂交和互动机制无疑地都是在开放的条件下的行动, 发明本身也是一种对未知的开放。殊不知, 这些总结出的机制, 如果抽去了前面六章对一夫一妻制、农业、文字、雕版印刷、活字印刷以及造纸术的具体分析, 则失去了获取阅读本书可以带来的诸多积极的“副产品”的机会。本书每章节的知识甚至没有其逻辑推理之写作方法更给人以力感和美感。我相信, 阅读此书, 除了你可以获得为何“文明是副产品”这个道理之外, 你一定可以获取意料不及的诸多“副产品”。(郑也夫:文明是副产品, 中信出版社 2015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