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樊纲：改革三十年转轨经济学的思考 主持人：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院长王方华教授 时间：6月12日（周四）上午9：00 演讲人简介。樊纲教授是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兼任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专著8部。樊纲教授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专业。1982年毕业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1985年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时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
2、经济研究所工作。1992年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94年至1995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95年至今任现职。2021年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2021年9月，樊纲被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与观点杂志评选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市场经济发展离不开经济学，离不开管理学。 今天我们还是稍微讲一点理论，几年年我跟废纺与教授在院的支持下成立一个管理经济学中心，我也有一点责任讲一下转轨经济学的问题。今年年底，正式是改革三十年。大家都在做各种各样的研究来回顾、纪念、分析这三十年的历程。 个人最近也写了一点东西，也许有些东西体现在我一会讲的过程当中。力图用转轨经济学的
3、方法、观点来分析、理解我们三十年。也许对今后三十年进一步发展改革有点益处。对于诸位也许不是直接做这方面的理论工作，政策工作，但是理解市场发展的进程，理解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都是有好处吧。诸位可能现在关心现实的问题跟这些问题不太一样，但实际你仔细想想后面我们所讲的问题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首先讲讲到底什么是转轨经济学。为什么我们分析这三十年，还要用这么一个方法来分析。有没有转轨经济学。存在不存在这样一个学科。有没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方法。研究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纯理论较真的问题，实际是对我们转轨过程的一个理解。 大家都知道，经济学有一个大的分支是制度经济学。它相对的独立于微观、宏观等等这些市场均衡的分
4、析。它是市场分析的基础，是在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前沿里面讲，我们描述怎么样一个制度，教科书后面说的是，我们后面分析的东西都是在这样一种制度条件下，通常西方教科书是在私有制的经济条件下市场怎么运行、价格怎么决定，均衡怎么变动等等。 制度经济学又有几个分支，有几个不同的理论方面。第一，一般的制度经济学，它研究制度本身，任何一个经济制度，制度的各种要素，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制度产出的效果，一种制度可能达到的效果，也就是它研究一个a或者研究一个b，不管是哪个制度它反正研究制度的一般制度都有哪些构成，一般说法是一个激励机制，一个约束机制，然后一套规则。制度是什么。它是一套约束人们行为，调节人们利益关系
5、的一套行为方式的规则。当然这里面，制度有什么制度。正式的制度，有文字的，需要有强制的制度，非正式的，通过文化等等体现出来为正式的行为方式、行为约束等等大家都可以讨论，这是一般的制度理论。 如果有两种制度，一种a一种b，比较这两种制度有哪些差异，不见得是优劣，就叫比较制度经济学。这是早期在计划经济存在的时候，西方三十年代开始发展就有一套理论叫比较经济学。比较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它们之间的差异。当时教课书一般都不最后确定，谁优谁劣，只是说它们运行机制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这个结果，为什么那个结果，就叫比较经济学。 我们通常做制度研究当中，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比较经济学研究
6、。你仔细看看，很多关于制度的论文、关于改革的论文，一上来很大一篇比较，为什么计划制度不好，为什么市场制度好，为什么这个制度有缺陷，我们要变成那个制度。它是在设定转轨制度的目标函数，但这当中它在进行比较经济学研究，a和b两者差异在什么地方。最后有一个比较，就是b优于a，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作出一个结论，我们要向市场经济转轨，很多论文通常都是这么一个分析方法，特别是早期的论文。严格说来，只要比较两种制度就叫做比较经济学，不叫过渡经济学，转轨经济学。 还有一种理论就是一般的制度变迁理论，转轨制度经济学里面原来有一套理论讲制度变迁。现在又有了叫转轨经济学，这两个东西差异在什么地方。都是从一个制度变到
7、另一个制度，它们的差别在哪。我们回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者，通过历史数据，通过经济学基本方法，人们的理性选择，它实现了制度的变迁。那些理论分析的是人们在不自觉的过程当中自觉的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但是不自觉的形成了一种新的制度。它研究的是中世纪从原来的小农经济或者是封建经济逐步的，由于新技术的出现，人们为了捕捉新的盈利机会，主要是新技术、新大陆这两个，大家形成了新的制度，是大家不存在明确目标的制度变化的过程，它几百年的过程当中，今天发明一个小制度安排，明天发生那个制度的安排，逐步逐步过了几百年，从文艺复兴开始经过几百年的时间，逐步形成了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制度，到了18世纪、19世纪。它目标属于未知的过
8、程。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解体以后，转轨经济学才出现，转轨这个词出现不是因为中国改革，是因为苏联东欧改革，出现了这个词。这时候改革出现一个新的现象，历史上没有出现的一个现象。人们是要从一个已经存在的计划经济向另一个已经存在了的，至少在别人那里存在过，或者在历史上存在过的一种制度变迁，就是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对人们来说不是未知的，它是一个已知的目标。中国不明确，苏联东欧很明确，当时就是300天、500天我要回到欧洲去，现在东盟用的词也是要回到欧洲去，就是要把自己的制度变成欧洲、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 欧美的这些经济顾问们都到苏联东欧去给他们出了各种方案，300天、500天转轨道，它非常
9、明确，这儿一个轨，那儿一个轨，你转过去。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比较历史上的制度变迁，它的特点是已知的过程，要转轨的目标是已知的，不是未知的。是a向b转轨，但是b以前是未知的。当初的社会主义革命实现计划经济都是实现一个未知的东西，中国可以说是已知的，我们学的苏联，但对苏联来讲，当时是未知的，当时已知只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上的一个蓝图，落实到实践当中不知道怎么做，也是一个未知的体制，它是一种革命性的，是未知制度变迁的过程。到了20世纪末这个过程是一个已知的过程，制度目标是清楚的，是知道的。 这时候，我们中国知道不知道呢。一般的说法，中国不知道，如果中国不知道这个目标的话，中国的问题就不是一个转轨问题，
10、中国问题就是一个制度变迁的问题。我们想想，我们知道不知道。改革初期经济学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工夫研究体制改革目标的问题。研究到最后都是做了很大的妥协，从官方开始的文件最早的转轨目标，如果今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话，当时正式提法是向一个计划经济以商品要素相结合，大概这么一个目标转轨。但你仔细想想，你不要光想一开始，你把这全过程想想。把这三十年的过程想想，哪一步改革包括领导人，包括学者，不是要把西方人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怎么做，他们这个法是怎么定的。香港是怎么搞的，台湾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国怎么搞、欧洲怎么搞拿来借鉴借鉴。然后，你一定不可能一步实现这个东西，你就做很多的妥协，做很多的变
11、故。但是你每一步都在参照一块，下一步又出了问题了，这不转轨嘛，一会我要讲转轨的过程如果是一渐进的过程，它中间会出现很多中间形式，中间形式每一步往前走都会遇到新的问题，每遇到新的问题又是把别人东西拿来照照，每一次学者研究的时候，领导人前三个问题里面其中一个问题一定是别人怎么搞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搞的。国际规则是什么。你一下子实现不，就说明你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转轨，但是转轨的每一步它的目标模式，它的目标其实是有意识无意识的存在。你的参照系是存在的，你是已知的。后面还要讲，你的信息可能不一定完全的完全，但你多少是知道。 然后再想想著名经典的语录，摸着石头过河，过河是要过的，怎么过不知道，于是要摸石头，
12、但是过河这件事实际是明确的，要不要说清楚这个河是什么，不一定。为了某种原因不一定说清楚，但是我知道我要到一个彼岸去。我知道我的体制不行，我看到世界上另一种体制它的效率比我好，我要向它学，要向那个彼岸过去，这一点其实是知道，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过河实际上已经是说明了目标是已知的，路径不知道。因此，转轨经济学也不研究a了，理论上也不研究b，a和b的比较模式，这是比较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假定中国是比较经济学，我们不断进行比较经济学研究，实际我们两套理论都在发展，但对于苏联东欧来讲，比较经济学已经不做了，它们一开始上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至少前300天500天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它不研究a和b，它研究
13、a和b中间箭头里面的问题，因为转轨经济学特殊的问题就是箭头当中的问题，其他那些都属于比较经济学问题，一般制度说比较经济学问题。 转轨经济学存在不存在大家可以讨论，它的特殊问题是有的，就是一个已知目标的，向一个现实当中已经存在的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件特殊的事，它不是研究以前未知目标的过程，而是研究已知目标的过程，研究这个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转轨经济学特殊的定义，特殊的边界，它特殊学科的内涵。当然我们可以继续讨论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之所以对现在不仅是一个学术较真的问题，它是一个在理论和政策上，在现实当中有意义的问题就在于实际上，至少到30年以后我们要明确，我们就是要向市场经济转轨。过去的一些说
14、法都是过渡性的说法，但是我们要想建立这个制度，这些制度的基本特征，要向市场经济基本的制度规则，我们必须建立。我们可以有我们的中国特色，我们有过去的文化、历史，可以有中国特殊的关于制度的一些文化、概念，我们在历史长河当中会保留下来，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基本制度，产权关系、法制、政治上的制衡和利益集团的参与。你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但是基本制度要素，你要想有那个市场经济的效果，你一定要有市场经济那些基本的制度要素。研究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学科定义问题，我们既然要转轨，就要真正在一些基本的制度问题上实现这个转轨。 下面，我们就进一步研究三十年转轨的过程。我们假定向什么转知道的，假定起点是知
15、道的，就中间这些问题了。中间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发现通常遇到两类问题，第一类是改不动，有些不愿意改，或者改不动。这就是很大阻力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不会改，一改就乱了，不知道怎么改，这是经济学意义上转轨遇到的两大问题，第一类是利益障碍问题；第二类是知识和信息的问题，有关制度的制度，知识和信息的问题，我看来转轨经济学既然别的都知道了，着重研究的就是这两方面问题带来的，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利益，特别是既得利益。转轨过程实际是在旧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的约束性和信息不完全条件的约束下向着一个已知的制度变迁的过程。这是转轨经济学特定的问题。我要朝着已知的目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受两方面条件约束，
16、一方面是旧体制的约束，旧体制怎么约束呢。通过旧体制形成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这样形成阻力的约束。第二方面，人们的知识信息不完全，每走一步都把别人的东西拿来看看，信息不完全的约束，各种制度之间的关系，人们知识不足，必然产生一些混乱等等。大概是这两大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的问题就是约束。现在，通常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自然的说法解放思想。约束是意识形态的约束，我们要打破这些约束，要加快改革就是解放思想，这是大家几十年来一直说的话。我完全不否定解放思想的意义，但是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解放思想也是一个使信息更加完全的问题，它跟我后面讲的问题是一致的。制度经济学本来就对意识形态给予很高的重，意识形态在
17、制度经济学里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但是是对制度决定的因素。这在诺斯等人分析的角度是意识形态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它可以使人们在自己利益的计算当中更加无私的奉献，为新的制度而奋斗。他为新的制度奋斗的革命者、制度的创新者，他更少考虑自己物质的利益，他想更多是原则，正义、道德，更想为社会的公正，因为制度是公共品，它不是一个人消费，不是私人消费，它是社会大家要消费的，意识形态使人们为新制度而奋斗。 但是中国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很强的国家，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从来没有过宗教统治，从来没有因为宗教而战争。理论上说，中国人可以是不说没原则吧，可以挂羊头卖狗肉，原则讲，中国人不太在于原则，意识形态这些东
18、西，为宗教而战啊，这些好像不是我们的传统。有次在乌克兰访问，参观一个教堂，陪同参观的那个学生问我，说你们信什么教啊。我说我们什么都不信，你什么都不信啊。就是没有原则啊。这反应我们中国的现实，我们不是很讲意识形态化的一个民族。在中国，严格说来要用意识形态的阻碍说明改革的阻碍的话，其实不是很有说服力。还不如苏联、东欧有说服力。苏联东欧之所以多年辈人占领，因为它总要得有一个什么原则，议会上讨论600年没有成立一个军队，结果使它被占领了700年，这是意识形态的障碍，这是宗教原则对它的障碍。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苏联长期不能搞经济改革，因为政治上它没有一个说法，经济上动不了。中国没关系，中国原则放在那
19、，该干什么我可以变通，解放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变通过程。 严格说来，中国不能用意识形态来解释，意识形态多数情况下面是人们为了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一种方便的说法。我不否认有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在咱们物欲横流的社会当中，一个历史阶段当中，对真正捍卫自己原则的人，我们真是要给予崇高的敬意，尽管他的原则我们不同意，那是很高尚的人，为了原则而奋斗。多数情况下面，我们很多原则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我不否定意识形态作用，经济学角度分析，那种原则对他是一种精神追求和享受的话，从经济学幸福和痛苦的关系上面最基本的概念上，我们可以转化成它也是一种既得利益，也是一种利益。经济学基本方法分析，更重要的问题是：旧制度下
20、形成的既得利益构成了新制度发展的一种障碍，一种阻力。因为改革会触动既得利益。改革改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就是一种利益分配的方法，改了这个制度就是改了利益分配格局。改革制度转轨的根本的内容是改变人们的利益关系，调整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有的利益集团受损失，有的利益集团获利，这就是我们会看到支持改革的集团和反对改革的集团，问题很复杂，我在91年的时候就写篇东西论证这件事情。改革是一个非帕累托改变。帕累托改进，大家都知道经济学一个基本方法研究帕累托改进，这种改进使至少一个人受益，而没有人受损失。改革的基本问题是不可能没有人受损，因此改革的问题不是帕累托改进的问题，很多人把这概念搞混了。其实经济学
21、里面也有一些问题不是帕累托改进，比如反垄断问题，反垄断是多数人受益了，但是垄断者一个人受损失了，改进是只有人受益没有人受损的情况叫做改进，因为经济学没法比较人们的效应，有一个人受损失，你不知道社会整体是不是有了改进。 我们过去三十年问题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非帕累托改进的问题，是需要利益集团直接的冲突，是直接利益冲突的过程，不能靠价格机制，市场机制实现帕累托改进，只好靠一些其他的。因此，改革当中充满了冲突，改革当中有时候还充满了一些强制。有一些集团要受益，有些集团不能受益等等。 经济学历来有一个理论就是补偿理论。受益的人我给受损的人一点补偿，我从改革红利中，
22、从转轨的效率改进所获得的新的利益当中拿出一部分补给那些利益受损的人不就好了吗。我们历史上也确实用了很多补偿的办法。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记得前几年政府给我的工资条上海有一块叫“副补”，北京叫副食补贴，好几年前还存在过，八几年九几年价格改革当中过来的补贴，现在通常也是补贴，下岗的时候给个补偿啊，都是那种补贴机制。补贴确实能够消除一部分利益冲突，会减少一部分利益的阻力，但是解决不了全部的问题。有几种利益冲突是无法通过补偿来消除的。第一，最重要的是相对收入问题。比如你在哪个社会层级上，过去是一个特权阶层，现在通过改革，尽管你的物质绝对收入没有改变，你可能比以前还增进了，通过补偿你比以前的物质福利绝
23、对的物质利益高，但你的社会感受低了。以前你是最高的社会等级，现在你的绝对收入比以前高了，经济也增长了，给给你补偿了，但是相对收入比以前下降了，所以特权阶层无法补偿。第二，如果补偿就是等于旧体制恢复的话，这个补偿也没有办法补偿。比如说过去只拿钱不干活，要还是只拿钱不干活，你也补那么多钱，他还是同样的不干活，这个体制没有变，他不干活必须钱要少下去，这时候他一定是痛苦付得多了，收益相对少了，这个阻力你也消除不了。过去的很多体制就是这样的体制，现在非得改不可，就不行，得下岗。第三，很多精神上面的东西是改不了的。我们要承认精神上补偿，精神上的损失，包括刚才所说的意识形态，原则的损失，他所信仰的一些东西和
24、现实关系的变化，我们要把它转化成利益关系的话，也是不可改变的。 当时我列了几种相对阻力、绝对阻力，可消除的，不可消除的。还有一些是无法补偿的，也是改革阻力可能发生的。比如说改革红利，改革获得的利益往往不是短期能够获得的。往往短期内改革只是付出代价，付出成本，最初改革的时候有些混乱，有些成本代价，经济甚至都可能下滑等等，苏联东欧更是这样，它最初几年经历的是整个经济的下滑、衰退、人的收入的下降等等。改革的收益往往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真正的体现出来。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短的问题，短形成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冲突的问题，这时候没有办法补偿，你没有办法用未来收益补偿现在，唯一一个机制就是当年讨论过改革
25、贷款的问题，假如说一个国家改革能够从国际上获得贷款，我先贷款发着工资来补偿大家的利益，保证现在的利益，将来有了改革红利以后再还这个贷款，这是当时论证，为什么世界银行要给改革国家贷款的问题，但是中国这么大国家不可能靠贷款来解决一些问题。因此，因为短期利益就有很大的改革阻碍，这也无法消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老年人容易保守，容易反对改革，年轻人支持改革，年轻人看得见未来改革红利，老年人可能看不见了。这些都是解释因素吧。解释改革的阻力障碍问题。 特殊的利益问题值得讨论，最近有几篇论文讨论，我大概讲讲，大家可能不太关心，也是有意思的问题，北大一位学者yaoyang（人名）写了一篇东西正在讨论，出书的过程
26、当中，他说要解释中国为什么改革能够成功，他用奥尔森的一个概念，有一种政府叫“泛利政府”，就是这个政府可以真正体现全民的利益，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工作，而是为了全民的利益工作。现实当中任何政府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在里面，包括要当选啊，包括要长期执政啊，加上自己的亲戚朋友啊，更私人化的话，个人利益在里面。他解释，如果这样的政府存在了，这个体制可以更容易的实现变革，更容易以全民的利益为目标而实现体制转轨。这儿的问题是什么呢。理论上没法假定政府是一个小利益集团的政府。既然政府存在，你必须提供公共品，你可以以权谋私，可以腐败，但是多多少少得考虑公共利益问题。即使是一个过去的皇帝，孤家寡人他还得考虑，他要想长
27、期执政，把这个东西传给他的后代，他也得多少要考虑国家的利益。理论上要假定它的利益和全民利益是重合的。 在改革当中和其他国家比较真正的问题不是“泛利”，而是不是能够贯彻一种长期利益的目标，能够贯彻克服一些短期利益，特别是政客，政治家们，因为他有任期的，你一种政治体制能够使他能够克服短期的眼光，追求一些长远的利益。这样可以克服一些短期内的转轨过程当中的一些阻力，能够使这个制度更少一些短期的扭曲，不是因为短期的利益而阻碍了长期的发展。这是值得研究的，哪个在改革初期再加上发展，今天不讲发展的问题，中国很多问题是属于发展的问题，属于穷、落后。要追上那一套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今天我们着重讲都是制度的问
28、题。 转轨的初期，往往要防止的问题是如何是去一个长远的利益追求，是否形成一种机制或者一种政治制度，使得这种长期利益得以最大化。我们关起门来讲，我们中国是有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制历史的国家。现在很多人讨论，中国的体制是不是特别适合于发展。特别适合于早期的发展。有次开会，有人提出一个善良的好的官僚体系它能够为公众提供公共品。我们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它确实有可能避免一些短期利益的政治干扰。政治周期，选举啊，可以使得政府追求一个比较长远的利益目标，使转轨当中利益关系相对比较稳定。不像有些国家变来变去，这四年一套，那四年一套，各种短期利益在选举当中占统治地位，为了一时的选票他可以牺牲一个民族长远的利益。 改革
29、的阻力从利益关系的处理上有两种方法，一种叫激进的改革，一种叫渐进的改革，这是一个方法问题，不是时间快慢问题。激进的改革，基本的方法就是不顾既得利益的存在，我就强制的推行，也许略给一点补偿，但是我就推动改革。尽管社会要发生冲突，尽管很多人不满，但是我也要推进这个改革，而渐进的改革就是适当照顾既得利益集团的办法。不是一下子转轨，而是搞双轨制，搞逐步的并轨，搞一些中间形态适当的照顾既得利益，使既得利益不是一下子消除，而是逐步的转轨。就是中国典型的，我们转轨过程当中的办法。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这就是中国经验。借鉴中国经验下一步搞中国改革，这就是最典型的。以前最早是双轨制，定量的东西还是老价格，新开
30、一轨，自由市场一轨我开了，新量新办法，老量老办法，老的买那个量还是凭本、票，新的东西增量新办法。也就是增量改革，存量让它在旧体制的过程中逐步消亡，让它保留旧体制，随着一代人的过程让它逐步消亡，或者一定时间逐步消亡，增量开始形成新体制。 后面我还要论证这个问题，改革最重要不是存量，改革最重要是增量，只要开始增量，开始出现新体制，一定会逐步代替旧体制，最重要不是改旧的东西，是怎么改，赶紧发展新体制，赶紧发展新的要素，那是最重要的。新的体制，新的要素一开始都很小，但是只要它优越，它就会长大起来。改革最重要的不是旧体制的毁灭，旧体制毁灭一天晚上就可以实现，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是新体制的建立。所
31、以从利益冲突，利益制约的概念，激进、渐进不是速度问题，是方法问题，是如何对待旧体制既得利益的问题。 我看来，改革如果不想搞革命的话，从过去的体制想计划体制转轨，那时候是强制的，是剥夺的办法，不管有多少人心里不高兴，用强制的办法。但是改革既然是一种社会改良的过程，它要照顾既得利益，照顾既得利益不是一种妥协，是一种思想方法。它也是对改革过程本身的一种认定，我们不是要搞革命。 中国来讲，渐进式的办法，增量改革的办法，除了每个体制的改革都是增量，还在区域方面有增量改革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特区，我们这些先行先试的地区所起的作用。它通过一个地区先搞，在区域上形成了一种增量，使旧的体制逐步得以突破。这样在后面
32、信息的问题上我再进一步讲这个问题。 这样一种体制改革，我们后面还要讲，它会形成一种中间过渡形式，它的改革过程会相当长，这块如果说长短的话，激进改革不一定就懂，激进改革尽管旧体制打破的速度比较快，但是新体制建立的过程比较长，仍然会很长。任何一个新体制的建立都是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有一种中间形式，我们转轨的办法，双轨制、中间形式也好，都会出现一个问题，改革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出现新的利益集团，它们会阻碍改革的推进。最典型是所谓腐败问题，特别是当年每一个双轨制当中，都有大家在双轨制当中获利的问题，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在各种中间形式的情况下面，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面，旧体制没有打破，就
33、有各种腐败的问题出现。这当中出现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否会成为改革的阻力。 我们从a转轨到b，这中间会出现很多中间形式，a2，b 1、b2等等。每一个中间形式在一个时期之内都有一种制度，每一个制度都会形成跟这个制度相关的一些利益集团，这些新的利益集团会不会成为改革的阻力。这是这三十年来大家不断在问的一个问题，不断在讨论的问题，不断在批判的问题。首先要认定，确实每一种中间形态的制度，每一个制度变迁转轨的阶段都会形成一些新的利益集团。但是一个基本的理论思考，第一，如果你确定的知道b优于a，这是我们假定的问题，要不是制度b优于a的话我们不搞转轨了，b的增长速度大于a的增长速度。第二，如果我们可以知道，在
34、理论上a和b是稳定的，这一点我后面还要讲，科尔奈曾经讲过这个问题，他说计划经济本身也是自我稳定、自我协调的一种机制，市场经济本身也是自我稳定、自我协调的机制。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当中，这中间是不协调的，不稳定的。如果我们确实知道，同时又能够假定a和b之间的任何一种制度形式都是不稳定的制度形式，这种不稳定体现在什么情况呢。你会发现人人对他都不满意。总结的时候我会提出一个概念叫做改革焦虑症，任何一个中间形式，谁对它都不满意。海外回来的海归们，国际顾问们，比照那些国际的制度，你们形成的这个制度不是教科书似的制度，教科书上不能认定这个制度，这个制度有这个缺陷那个缺陷。然后从旧体制里过来的人
35、，新体制又打破了我的利益，我也不满意。至少多数人，除了可能当时既得利益集团是稳定的，即使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也会认为，如果这个再改了，我的既得利益现在是过渡性的，我记得利益不稳定，怎么再改改把我的既得利益稳定住，这样最好。为什么它是不稳定呢。因为谁对它都不满意。它无法达到一个均衡的稳定状态，因此，它一定会再继续在变下去。这样，新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定不会是多数性的利益集团。而且原来的旧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时候不会跟新的既得利益集团联合起来阻碍改革了。反倒是它们会跟那些继续想改革这个制度的利益集团联合起来反对新体制的新的利益集团，这也是它不稳定的利益，只要新体制的新的利益集团不构成大多数的利益群体
36、，这个制度的改革在政治上就一定是必然的，进一步改革一定是必然的。b比a优越，就是它不会再往a逆转，它不会再变回去，它会继续往前变。尽管中间可能出现一些反复，但是人们知道退回去不是办法，人们会继续往前走，因此，大家都在不断的批判现在的，都对现在的制度都不满意，因此大家都在批判，批判的解决，争议来争议去，最后还得是往前走，继续朝箭头往那边走。 现在我们很多问题还是发展的问题，包括现在的一些腐败问题、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低收入群体扩大问题等等。由于这些问题的扩大，就是由于新左派力量相对来说更强一点。大家都从各个角度在批判，自由派也在批判这个制度，左派也在批判这个制度，左派不是某些人的，它反应了一定的
37、社会思潮，反应了当前这种制度过渡期间的状态，也确实值得重，王院长介绍的时候，有国际几个杂志评一百名公共知识分子，那是05年评的，新的一期又评出来了，新的一期有五位中国人，我还在上面，其他几为都变了，其中一位是汪辉，上面写的这是新左派的代表。一个社会在这过程当中，各种利益集团需要有思想代表，我觉得这个值得尊重，反应过渡中间的状态。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大家都从各个角度进行批判，但是你仔细想想，不说新左派，最保守的左派，最保守的群体它都不会再提出来退回去的办法。没有人说现在退回去，他现在可以批判，现在制度改革搞糟了，对现在的制度都不满，但是现在也没有办法提退回去的办法，因为大家都知道退回去不是办法。因
38、此，从改革的动态分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即使出现转轨过程仍然会继续。只要我们假定，第一，目标制度比原制度优越；第二，中间型的制度都是不稳定的制度，出现过渡的制度都是不稳定的制度。 这也是一个基础性的，对转轨进程的理解，从利益关系，从利益分析的角度来加以理解。我个人2021年的时候发表一篇文章，就是转轨的动态理论想用一个最基本的模型分析这样一个过程。当时我说，改革的基本假定，就是b大于a。在这个基本假定下一基本的过程就是在一个时间的过程当中，只要新轨的增长速度快于旧轨的增长速度，最终不可逆转。当然，不否定当中会出现波动和逆转的情况，这个不多分析了。 最近我写的文章里面大家都在讨论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
39、的问题，我多少讲一点。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政治不过是经济活动的一个延伸，这点首先要确定的。因为政治除了意识形态，原则、理念、道义这些因素之外，经济学角度看，政治就是分配公共品的一个机制。整个的经济分成两种物品，一种私人物品，一种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由市场来配置、分配、交易，实现资源的配置。公共品因为交易成本、定价成本太高，就用公共的办法，用收税、公共财政、提供公共品的办法来提供，包括制度也是一种软性的公共品。政治的本意就是在这些问题上，公共品的供给上利益冲突的一种机制，调节人们利益关系的一种机制，需要各种规则，政治的规则。一涉及到公共品就有一个公权谋私利的问题，腐败啊，因此要制衡。政治最基本的问题
40、，包括政治民主也好，最基本的问题是两个问题，第一是参与，第二是制衡。参与就是各个利益集团我要有代表来参与这个公共品的分配。这就是西方那些国会一天到晚讨论的问题，不是讨论意识形态我要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而是搞给黑人多少补贴，给妇女多少补贴，给哪个洲多少补贴，是讲公共财政公共分配的问题，社会保障啊，都是公共品问题，是分配这些公共财的问题，这是各个利益集团要参与。第二是要制衡。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和各个政党，政治派别之间要相互制衡，在有权利的各个部门之间要相互制衡，防止以权谋私，就是防止腐败。为了达到参与、制衡，就需要有法制。因此，政治的三大问题也都是经济的问题，参与、制衡和制度、规则
41、、法制。这就是政治改革的三个问题。这个问题现在有的学者提出来，政治制度改革首先是法制，然后再去什么其他的东西，我说其他东西看你怎么说了，没有制衡，没有参与也不会有法制，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事情，是同时要发展的问题，而不是等着这个，等着那个。至于参与、制衡、法制它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不会说像搞西方全民大选啊，但是他的经要、内涵仍然是需要发展的。 第一，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的。第二，既然经济首先涉及的是私人物品的分配问题，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供给相对有一定独立性的话，也许私人物品方面的改革相对容易一点，真正搞市场化，配置私人物品的市场建立相对容易一点，它不需要社会大的变革，企业和私人之间的关系，私人、
42、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容易实现，你只要让大家交易，马上市场就形成。公共品的改革相对难一点。第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往往也是最初的阶段，私人品比较多，越往后发展，公共品比较多，政治也越来越重要，这是我们二三十年经历的过程。从农村改革，先给大家交易权，一个产权，一个交易权私人物品就开始发展起来，万元户开始出现，市场大家可以买到消费品了，农民就有了钱，第一件事就盖了房子，房子是私人品。但是很长时间，在农村，在小城镇，我们看到一个现象，房子盖得很好，房子装修业很好，出门一走没路，泥泞的小道，就是没有公共品。进入了城镇化，城市化，公共品越来越重要，污染的问题越来越重要，社保的问题越来越重要。养老、健
43、康这些，人们的私人品满足以后，这些问题就逐步提出来，社保、医疗、教育这些都是公共品，至少半公共品的状态这种东西越来越重要。这些东西越来越重要以后，政治越来越重要。因此，从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恐怕自然也是先在私人品供给上实现私人品的改革，然后逐步进入公共品的领域。你看这几年，转型政府，政治改革提上议事日程。 通常大家讨论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究竟以哪个为前提的问题。是不是政治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前提，或者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前提，这个没有定论，根据不同国家发展情况不一样，转轨经济学一般道理说私人品有关的制度比较容易改革，可能先改，后面的东西往往涉及面比较广，因此，政府改
44、革后改，但是不能说，经济改革就没有政治改革的前提。今年三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改革，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路线转变到现在的政治路线。从闭关锁国的政治到一个改革开放的政治，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变革，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变革就搞了经济改革。第二，中国当时的政治改革确实不如前苏联政治改革那么迫切性大，就是刚才我说那个问题，对他们来讲，意识形态的束缚更大一点，他们是一个宗教国家。他们有宗教传统，宗教原则、意识形态对他们的约束更大一点，他必须先把政治，宪法上的那些词改了以后，经济上才能改，我们也改了一些，但是我们可以不都改，我们先目标不是很明确的往前走。第三，利益结构有很大不一样，这是研究改革初
45、试阶段的问题了。改革起点的时候，苏联当时70年的计划经济，整个经济已经不增长了，它的利益格局完全发生了变化，既得利益都没有什么可保护的了。既得利益都不增长了，因此它的既得利益集团想保护旧体制的集团，七十年后已经越来越小。前两天在意大利开会，盖达尔去了，盖达尔是当时叶利钦手下当过一年的总理，他说我们当时为什么搞政治改革，搞民主，不是西方人搞，是我们自己要搞，是我们80%的投票投给叶利钦，是我们当时80%的人希望搞激进的改革，希望政治从彻底摧毁制度，希望回到欧洲去，不管你说当时宣传起作用，当单位俄罗斯的社会结构有这个基础，我们有责任。文化大革命中国经济受到很大的摧残，但是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46、7 7、78年我们经济每年10%的增长，当时不存在一个彻底的革命，俄罗斯实际就是革命，当时中国不存在彻底革命的社会基础，既得利益还可以掌，只不过既得利益因为文化大革命搞得很乱了，等于是回到当时比较稳定的利益格局上，马上发展经济。社会基础不一样，我们中国不是搞政治改革就搞经济改革，因为一定要改制度，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因为制度是一种公共品，要改制度不管你是改经济制度，改跟私人品有关的制度还是跟公共品有关的制度，它毕竟也是一种制度，一定是以某种政治改革为前提的。只不过我们政治改革的范围、程度跟其他一些国家不同条件下的一些改革不一样。 改革三十年到今天，按照我刚才说的逻辑，我们私人品这块当然有很多
47、东西需要改，大家很自然推出一个结论，就说下一步改革，大概政府改革，政治改革将会是重点，因为你的历史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你改革的过程和你经济发展的过程已经到了这个阶段，这也很自然。公共品的分配，一定有更多利益集团的参与和更多的制衡。公共财政越来越大，公共掌握分配的资源越来越大，制衡问题，腐败问题越来越重要。反腐败的问题，利益制衡的问题越来越重要了，这时候，自然这个问题更加提上日程了。 腐败问题是一个典型转轨当中的问题，是一个过渡时期的问题。它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发展导致有一定公共品的话，腐败的机会越多。我们为什么腐败严重呢。一方面我们发展导致公共品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过去很多体制没有改，很多权利还是公
48、共权利，本来变成私人品了，变成私权了，仍然还是公权，结果就是我们的公权特别大，腐败的可能性特别大。腐败定义就是利用公权谋私利，天下一共两种权利两种利益，公权、私权、公利、私利，以公权谋公利这是政府的职责，公务员的职责，以公权谋公利，以私权谋私利，这是私人企业天经地义的规律，每个人以私权谋私利。第三种组合就是以私权谋公利，就是雷锋，现在我们捐助四川地震就是利他主义，以私权谋公利，以公权谋私利就是腐败。以公权谋私利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公权。当有那么多的公权，那么多人可能腐败的时候，这个腐败是惩治不住的，惩治腐败的成本抬高，经济学什么事都没有免费午餐要讲，就是要监督它，加强监督机制，结果弄的
49、一个监督委员会加一个监督委员会，有人还提议要成立一个监督监督监督委员会的监督委员会。香港一个廉政公署能够解决问题是因为它公权很小。你这这么多全是公权，现在还少了一点，以前售货员卖个猪肉都是公权都可以走后门，现在少了一点，很多私有化了，变成私有东西了，怎么把公权削弱，公权不削弱不是改革的问题，是没有改革的问题，有人一批判改革就出来了，改革提供了一个双轨的机会，公权可以货币化了，以前那点公权只是人家送瓶茅台酒、中华烟，现在可以送十瓶茅台酒，他喝不了，他可以卖，货币化，北京财政部对面有专门收购名言名酒的小摊，它可以货币化，这还是小的货币化，后面塞钱更大了。不是改了一半的问题，而是没有改的问题，所以这是典型的过渡问题，如果不是过渡性腐败，变成制度性腐败了，印度是属于制度性腐败，中国还是属于过渡性腐败。过渡性腐败是今天我当权了，明天我不当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