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遵 义 会 议 集 中 解 决 军 事 路 线 和 组 织 问 题 的 原 因 论 析2016-12-12 02:17:40 红广角 2016 年 11 期张致森【摘 要】遵义会议没有解决临时中央的政治路线，而是集中解决了临时中央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共产国际严厉的组织纪律，党内缺乏识别政治路线错误的能力以及过火的党内斗争使大多数人丧失了质疑政治路线错误的勇气，党内解决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有思想基础，中央红军面临险恶的生存处境等是主要原因。这一做法对当前解决问题有重要启示意义。【关键词】遵义会议；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原因【中图分类号】D231；K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
2、570（2016）11-0031-05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大，但这次会议没有解决临时中央错误的政治路线，而是集中解决临时中央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并且认为临时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本文拟对此原因作一分析。一、“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要求结束临时中央的政治路线1931 年 1 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王明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取得了对全党的领导权。但王明实行教条主义错误路线，使白区党组织损失惨重。王明去苏联后，他指定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继续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从而使白区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特别是军事路线的错误危害甚大。1934 年 1 月中共六届五中
3、全会上这条路线发展到了顶点。此时，蒋介石正派兵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不懂军事，博古便把中央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但李德不作调查研究，坚持军事教条主义，他错误的军事指挥不但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且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损失惨重，湘江战役后由出发时 8 万多人锐减至 3 万余人。博古、李德的原定计划是准备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不过，这一战略意图已被蒋介石识破，且蒋介石在中央红军进军路线的沿途集结重兵。然而博古、李德仍坚持会师红二、六军团的方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命悬一线。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方向，组织路线保证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政治路线一个重要特征是“组
4、织上在中央或高级领导机关中有代表人物，从上至下有执行者”。遵义会议前错误政治路线之所以能长时间在全党占据领导地位，主要原因在于推行者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或者实际主持中央工作者，因而其推行有组织保障。同时，当时临时中央的军事路线是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无限信任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制定推行的，因此临时中央军事路线错了，大家自然就会想到必须从组织上改变中央主要领导人，否则，临时中央错误的军事路线还会继续推行下去，这样的结果会导致中央红军彻底毁灭和中国革命的失败。可见，解决临时中央的组织问题，显得非常紧迫。后来聂荣臻明确指出了这一点：“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不只是我个人思考
5、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但由于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方向，因此面对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恶劣处境，立即结束临时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刻不容缓了。二、遵义会议没有解决政治路线而是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的原因第一，共产国际严厉的组织纪律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变更政治路线很难。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建党原则和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并且于 1922 年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规定，加入共产国际条件是：“凡属于第三国际各党的政纲，必须经过国际共产党大会或他的执行委员会批准。”“国际共产党大会一切决议及他的执行委员会一切决议，有强迫加入国
6、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切重大决策（包括政治路线）须向共产国际汇报并得到批准或认可。实际上，临时中央的路线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否定临时中央的政治路线，就等于否定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路线的正确性。显然，遵义会议提出变更临时中央的政治路线不可能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相反很可能招致共产国际更加严厉批评和指责，并且极易在党内造成思想混乱。第二，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党内大多数人缺乏识别政治路线错误的能力。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很低的。实际上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依然
7、不高。1941 年 7 月，刘少奇在答宋亮同志 一文中曾明确指出这一点：“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政治上坚定源于理论上清醒。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低，因此当时全党还缺乏识别政治路线错误的能力，还没认识到临时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所以在遵义会议前很长一段时间党内普遍盲从共产国际指示和迷信苏联经验。大革命失败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对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罗明纳兹不仅是组织
8、上完全服从，而且到了言听计从程度。张国焘曾谈及大革命失败后党内这一现象：“我们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应有义务，我们信仰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国际的老革命家比我们见多识广；每当我们的看法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发生参差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不过是一些学生，对于自己的见解，不敢相信，而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必然深谋远虑。因此，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任何指示，也奉若神明，无不言听计从。这种情形，简直已经到了迷信共产国际的程度，这就是事态的真相。”李维汉也回忆道：“我们相信和尊重共产国际，同时也相信和尊重它的代表。据我的记忆，我们当时对国际代表，确实是言听计从的。”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占据中央领导
9、地位后，更是唯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是瞻。“他们不顾实情，死板板的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由于王明、博古打着共产国际旗号，穿着马列主义外衣，并且他们有共产国际支持，因此其政治路线在党内有着相当大的迷惑性，使得党内许多人对其政治路线失去了辨别力和抵抗力，因而深信共产国际支持的临时中央政治路线正确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所以刘伯承回忆说：“大多数人此时还不了解政治路线的错误。”李维汉也指出：“党内多数同志，还没有认识到其（指王明引者注）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他们的看法充分反映了当时党内普遍认识。实际上，在遵义会议后长达六年时间里，党内“还有一些人对这条左倾错误路线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根本否认有过这么一条错
10、误路线”。由于党内大多数人还没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因此全党也就不能从理论上认识“左”倾错误在政治上的危害，更不能认识到打着共产国际招牌的“左”倾教条主义政治路线的错误。第三，长期以来“左”倾中央主要领导人推行过火的党内斗争使大多数人丧失了质疑政治路线错误的勇气，因而此时提出变更政治路线很难得到更多的支持者。遵义会议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内民主是遭到破坏的，尤其是王明、博古完全破坏了党内民主制度，发展了过火的党内斗争。“左” 倾教条主义的特点就是不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苏联情况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因此它的全面推行必然与坚持从实际出发的中国共产党人发生矛盾。所以，为推行其路线，“左”倾
11、教条主义者“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 富农路线、 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 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左”倾教条主义者提高威信、实现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由于压制党内民主，大搞无情打击，因此党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虽然对临时中央军事指挥上做法有意见，“但是很多人不敢提意见，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是反革命。这帽子吓人”。可见，当时过火的党内斗争使大多数人不敢质疑政治路线
12、的错误。因此，遵义会议上如果提出变更政治路线，显然还缺乏群众基础，很难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第四，党内解决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有思想基础。王明的教条主义路线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临时中央迁往中央苏区后，由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中央红军不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而且在长征初期一路被动挨打，折损过半。中央红军前四次反“围剿”巨大胜利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严重失败的鲜明对比，使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临时中央军事指挥上是错误的，因而“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他们积极要求改变中央主要领导人。与此同时，面对中央红军接连败仗和险恶处境，张闻天
13、、王稼祥、周恩来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也产生了怀疑。可见，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所造成的危害，使党内很容易认清临时中央军事路线的错误本质。尤其是党和红军领导人认识上渐趋统一，使解决临时中央错误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有了思想认识基础。第五，中央红军面临险恶的生存处境要求集中力量解决临时中央错误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蒋介石连续五次派兵“围剿”中央红军，中央红军一直面临着生存压力问题。前四次反“围剿”由于领导人军事指挥正确，中央红军均取得了胜利。但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由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央红军处境更为艰难，生存压力更大。而自中央红军进入黔北地区后，蒋介石为了防止中央
14、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会师，依然集中大量兵力围堵中央红军。当时实际截堵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约 15 万人以上，但“总兵力共约 40 万人，相当于中央红军实力（3.7 万余人）的 10倍多” 。 中央红军处于强大国民党军包围之中。而且就地形言，川滇黔边南有乌江，北有长江，西有横江、金沙江重重地障，因此中央红军处境非常危险。显然，在这样严峻形势下，如何绝处逢生、保存中央红军有生力量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面临的首要问题，而要解决涉面甚广的临时中央政治路线问题是不现实的。所以周恩来指出：“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长征是辗转战斗，蒋介石以大军围追
15、我们，截击我们，侧击我们。我们在广西那个地方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同时，军事路线是由组织路线保证执行的。临时中央的军事路线错了，因此必须从组织上调整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这样才能保证中央正确的军事路线确立与执行。三、思考和启示由于受诸多因素限制，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临时中央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而没有解决错误的政治路线；并且正因为如此，才使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通过对此问题的历史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三点启示。第一，解决问题首先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存在的诸多矛盾中，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它起着领导和决定作用，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和服从地位。因此，抓住事物
16、的主要矛盾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很显然，当时跳出国民党军重兵包围圈是中央红军面临的头等大事，因而党内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解决临时中央错误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而政治路线的解决是退居其次的问题。所以周恩来说道：“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后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
17、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遵义会议全力解决临时中央错误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是由当时党内面临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因此，解决问题必须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第二，解决问题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办事。解决问题必须做到实事求是。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临时中央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是中共中央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生动体现。遵义会议前，博古、李德不作调查研究，唯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革命经验是瞻，使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盛行，表现在军事上就是李德的军事教条主义很长时期主导中央红军行动。由于坚持错误的军事指挥，中央红军损失惨重，因此大家对临时中央错误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容
18、易看清楚。这一点从党中央部分领导人和中央红军大多数指战员要求撤换博古、李德的领导职务就可以看出。但党内对于政治路线因受理论水平、认识能力等诸多因素限制，不太容易判断对错。贺龙曾明确指出这一点：“ 我感到我们对军事路线比对政治路线认识得好，军事路线转变得快一些。因为当时军事压力大，逼着我们去做，政治路线的转变则慢一些。”所以，先解决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后解决政治路线符合当时党内实际认识水平。而且，当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隶属关系更增加了改变临时中央政治路线的难度。后来中国革命历史证明，遵义会议从解决临时中央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入手，是完全正确的。假使遵义会议上提出解决临时中央政治路线是非问题，
19、短时期内肯定解决不了，而当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战争，军事指挥问题一经解决，就可望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挽救中央红军。从这个意义上说，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临时中央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是中共中央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因此，实事求是是解决问题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第三，解决问题要注意策略。由于客观形势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发展变化的，因此必须根据形势发展确定行动方针和斗争策略，否则就会脱离实际，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所以毛泽东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遵义会议全力解决临时中央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表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斗争策略。由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央
20、红军损失惨重，因此解决临时中央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比较容易。而由于诸如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隶属关系等因素限制，改变临时中央的政治路线很难。而且，暂时不谈政治路线是非，而先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也便于为曾经执行过临时中央政治路线者所接受，从而有利于中共中央的团结。因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批判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毛泽东曾讲过：“遵义会议为什么不能提出路线问题？就是要分化他们这个宗派。这是我打祝家庄实行内部分化的一幕。如果当时提出政治路线，三人团便会分化。”张闻天也说道：“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正由于从大多数人都认识清楚且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入手，而暂时不提政治路线，这样，部分原来支持临时中央错误政治路线的如王稼祥、张闻天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在关键时刻都转而支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从而使万分危急的中国革命从此得救了。可见，毛泽东高超的斗争策略也是遵义会议成功重要原因。所以说，解决问题要注意策略的灵活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