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古代“指斥乘舆”罪的变迁指斥乘舆一词，且不说一般人，就是从事中华古史专业者，只怕也有相当比例的生疏。但如果换一句现代语，骂皇帝,大家就都会懂得。中华民族是一个受专制文化影响和毒害很深的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为了宣扬皇帝的神圣性，文士们搜索枯肠，无所不用其极。皇帝自称的专有代名词为朕,连衣食住行，都有一套专门词汇，臣民们不得僭用。谁要骂皇帝，就犯了弥天大罪，但也只能称为指斥乘舆,即指斥了皇帝的座车，避讳用皇帝一词，以示皇帝一词的神圣性。宋朝张浚对指斥乘舆有一段解释：自古言涉不顺，谓之指斥乘舆，事涉不逊，谓之震惊宫阙。是以见君辂马，必加礼而致恭，盖不如是，无以肃名分，杜僭乱也。明朝高拱也解释
2、说：乘舆，谓天子也，不敢言天子，故言乘舆也。从古代史籍中搜索，尽管早在秦汉时代已确立了中国特色的帝制，但直到 840 年后的唐朝，今人方才在唐律疏议中，第一次看到对指斥乘舆罪做了法律上的规定。当然，唐律源于隋开皇律，但开皇律已佚亡。唐律疏议卷 1十恶，确定如今人们常说的十恶不赦罪。六曰大不敬,其中就包括指斥乘舆，情理切害.但唐律疏议又对此做了法律规范和说明，若使无心怨天,不入十恶之条,盖欲原其本情，广恩慎罚.同书卷 10 规定，诸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斩.指斥谓言议乘舆，原情及理，俱有切害者斩.非切害者徒二年，谓语虽指斥乘舆，而情理非切害者，处徒二年.同书卷 23又规定：知指斥乘舆及妖言不告者，
3、各减本罪五等。官司承告，不即掩捕，经半日者，各与不告罪同。此条罪名被后代所继承。只是宋人因避宋太祖祖父赵敬名讳，在宋刑统卷 1 中，将大不敬罪改成大不恭罪。从上引法律条文看，对指斥乘舆罪的处置是极其严厉的。以下再追溯大不敬的刑名由来。史记卷 96申屠嘉列传载，他劾奏汉文帝幸臣邓通：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吏今行斩之！同卷魏相列传记载，因大不敬罪，长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蚕室.汉书卷 89黄霸传说：夏侯胜非议诏书，大不敬，霸阿从，不举劾，皆下廷尉，系狱，当死。后汉书卷 60 下蔡邕传载，下（蔡）邕、（蔡）质于洛阳狱，劾以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弃市.经吕强营救，有
4、诏减死一等，与家属讟钳，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汉律源自秦律，故大致可以判断，在秦汉时，已有大不敬当死弃市的刑名，但还没有唐律那样细致的规定。自晋朝以下，历代都有大不敬，弃市的刑名，在此不必赘述。隋书卷 25刑法志记载，北齐河清三年（公元 564 年），定齐律,又列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北周保定三年（公元 563 年），定大律,立十恶之目，而重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之罪。凡恶逆，肆之三日.隋律则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
5、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这就是前述唐律十恶之所本。此外，南史卷 45崔偃传说，崔偃中兴元年（公元501 年），诣公车尚书申冤，言多指斥，寻下狱死.然而据南齐书卷 51崔偃传所录他的两份上疏，并无什么指斥齐和帝的言论。故齐和帝回诏说：具卿冤切之怀，卿门首义，而旌德未彰，亦追以慨然，今当显加赠谥。光从此条记载，也找不出指斥乘舆罪的蛛丝马迹。总的说来，尽管今人只能在唐律中看到大不敬之指斥乘舆罪，但指斥乘舆罪并非一定始于唐朝。指斥乘舆罪被唐以后的历朝所沿用。在南宋伟大抗金英雄岳飞的冤狱中，据传言，绍兴十一年（公元 1141
6、 年），岳飞得知张俊、韩世忠等军在淮西战败后，悲愤的心情再也难以克制，自上一年他被迫班师后，一句郁结半年有余的心声夺口而出：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又岳飞曾说：我三十二岁上建节，自古少有。此语被引申和篡改为自言与太祖俱以三十岁为节度使.这两句话都被定为指斥乘舆的弥天大罪，注 3 为其莫须有的罪名之一。当时因指斥乘舆罪判刑者非止一例。另有太学生张伯麟在壁上题写：夫差！尔忘越王之杀而父乎！用春秋时代的典故，讥斥宋高宗向杀父之仇屈膝，被判杖脊，刺配吉阳军（治今海南崖城）.福州长溪县文士黄友龙在临安府余杭县听读期间，醉酒作闹，语言指斥,又是犯了骂皇帝的大罪，被杖脊，刺配广南远恶州牢城收管,服厢军的
7、苦役。有荫补为官的资格者惠俊、无品武官进义副尉刘允中，径山寺和尚清言也因犯指斥乘舆罪，被斩或黥配。小武官王世雄作诗有指斥语,被判追毁出身以来告敕文字，除名，勒停，决脊杖二十，不刺面，配邕州牢城收管,服厢军的苦役。不仅是皇帝，秦桧依靠金人撑腰，当上了宋高宗无法罢免的宰相，权势几乎等同于皇帝。有官员吴元美作夏二子传，夏二子，谓蝇、蚊也,居然被定为指斥国家及讥毁大臣，以快私忿，法当死,虽纯属捕风捉影的影射文章，宋高宗算是特予宽贷，改为除名，容州编管.一时之间，讥毁大臣也成了可怕的刑名。清朝汪由敦评论说：明代奏章，多伤过激。指斥乘舆，则癸、辛再见；弹击大吏，则共、鲧比肩。迹其事实。初不尽然。但取沽名。
8、颇伤直道。清朝的皇权甚于明朝，也缺少像明朝那样的诤臣，故在汪由敦眼里，明朝诤臣的直言，就成了指斥乘舆罪。然而中国古代还有少量怀抱良知的士大夫，他们反对草菅人命的指斥乘舆罪，其理论武器则是先王之道。北宋人王回说：指斥乘舆，臣民之大禁，至死者斩，而旁知不告者，犹得徒一年半，所以申天子之尊于海内，使虽遐逖幽陋之俗，犹无敢窃言讪侮者。然书称商、周之盛，王闻小人怨詈，乃皇自恭德，不以风俗既美，而臣民俨然戴上，不待刑也。则此律所禁，盖出于秦汉之苛耳。他对指斥乘舆罪持批判态度，认为不过是秦汉之苛,不合尚书中强调的先王之道。南宋儒学家胡寅在尚书无逸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
9、时不啻不敢含怒一段话的传注中，更明确说：蔡京继之，专以朋党一言，禁锢忠臣义士，或谓之诋诬宗庙，或谓之怨讟父兄，或谓之指斥乘舆，或谓之谤讪朝政。行之二十年，天下之士不仕则已，仕则必习为导谀，相师佞媚，歌功颂德，如恐不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特别引用了周厉王监谤,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指出设立指斥乘舆罪的后果，无非是营造习为导谀，相师佞媚，歌功颂德的恶劣政治环境。另一诤臣彭龟年也有相类似的议论:夫所谓小人怨汝詈汝者，乃后世指斥乘舆之类，其犯上渎尊，与抗疏陈讥者，盖不可同年而语矣。而四君（按：指商中宗太戊、高宗武丁、祖甲和周文王）闻之，反取之以为德，任之以为愆，然则怒安从而生哉？共 2 页: 上一页 1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