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妇女研究的历史语境：父权制、现代性与性别关系的论文【内容提要】社会性别这一概念，不但有助于从性别关系角度对历史进行重新分期，也有助于发掘以往不曾注意的历史范畴和活动。社会性别，既是一种制度体系，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同时也是一种表现为多种力量的权力运作和风俗习惯，甚至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强大的惰性力量。本文侧重从纵的历史线索来探讨中国社会性别制度和关系的经权因变，分别对近代以前（所谓“传统社会”）、近代以来（所谓“现代社会” ）进行概括性的考察，同时进行简略的社会性别分析，旨在揭示中国妇女研究的历史文化语境。 【关键词】历史语境/父权制/现代性/性别关系 一、近代以前：中国的父权制与性别
2、关系 在近代以前的主流历史（华夏族）的进程中，有三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应引起妇女研究者的注意：1)由母系时代向父系时代的转变；2)父权制的确立；3)父权夫权制的健全。考古学发现证实华夏族先民曾有过一个母系社会生成和发展的时期及其向父系社会转换的过程；在夏商两代父系氏族社会高度发展以后，西周礼制全面建制，父权制成熟，从而奠定了华夏性别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内容；宋代以降，父权制逐步演化为一种父权夫权的性别制度。父系的、父权的、父权夫权的性别制度的共同特点是将母系时代的两性天然平等的“伙伴关系 ”改变为性别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以压抑女性为特点和代价的，同时也束缚了男性。 （一）母系制父系制父权制的性别关系
3、 1.母系时代 大约在 3 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居住在今天北京郊外的山顶洞人就生活在母系氏族的组织形态中。arilynyoung 所说：“即使发现和欢呼一个妇女比较自主的领域，也不要看不见妇女所在的更广的等级权力框架；因为任何社会中的妇女的文化都是统治力量方面的控制动力和战略史，是妇女生存、协商、顺应、反对的自我肯定的策略史。”（注：marilynyoung，妇女的实际性别利益和战略性别利益 及援引marieflorinebruneat 语，载邱仁宗等主编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4 页。） 二、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性与妇女解放 近代以来(184
4、0-) ，妇女和性别关系的变化既体现中国妇女在国际妇女觉醒运动中走向解放的共性，又有自己独特的延续历史和跨越历史的特性。总的趋势是：150 多年中，旧的性别制度遭到进步力量的反对，这是一种历史的交织的合力男人和女人，政党和国家，个体和组织，不断通过思想启蒙、文化批判、社会改良、阶级革命、民族战争、集体动员、发展计划、运用人性自省、结盟协商等各种手段来校正历史上形成的性别不平等，努力探索一种新的两性合作的伙伴关系。在这个性别关系变革的新旧交替中，显现出性别文化的转换、重建、整合等复杂纷纭态势；同时也表现为由少数男女精英呼吁和实践妇女解放到阶级民族的动员，直到妇女群体力量的壮大与觉醒的过程。 （一
5、）解放妇女与伸张女权：民族、阶级与性别关系的复杂态势 1848-1949 年，妇女和性别曾几度成为文化思想界论述、政府改革、立法和政党鼓动民众的重要内容。首先是民族生存危机引发启蒙先驱者的鼓荡呐喊（维新思想家和五四新文化的启蒙家），随即形成一种社会风潮和运动（维新运动与五四运动），接着是政府的改良或改革（清末的现代化改革和国民政府的现代化改良），不彻底的改良引致新的政治力量的革命，或者民族危机引起战争，导致对民众和妇女的进一步发动，从而孕育着新的变革与解放（辛亥革命与国内革命与抗战）。在此过程中，妇女议题得以凸现，一部分妇女作为解放的主体得到成长，传统的性别制度、观念和关系受到质疑、挑战与部分
6、改变。 1.从“维新”到“革命” ：男性精英解放妇女和精英妇女的解放 最初的现代化启蒙运动是从妇女的“放足” 、“启智”为突破口的。维新人士在“天赋人权 ”思想启发下提倡 “男女平权”。他们把“ 国家积弱”的主因之一归结为缠足，急切呼吁：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其害种者缠足恶习。（注：转引自吕美颐、郑永福著：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4-75 页。）可见维新派受“进化论 ”和“生物学”影响，将妇女的身体、生育的功能与人种改进、富家富国、强种、繁种、优种联系在一起。“兴女学”也是建立在妇女传统家庭性别角色基础上来论述妇女受教育与强国的关系的，办
7、女学的目的就是要使妇女成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贤妻良母。另外，从强国富国的角度来看，认为女子受教育可以“执业自养” ，为社会“生利”而不是“ 分利”。（注：分别见梁启超变法通义“论女学” 、“论幼学”。）尽管当时女子教育只是在少数上层妇女中实施，但孕育和培养了最早的妇女社会活动家、妇女运动的先驱和第一代现代知识女性，也推动了清政府出于“自救”的改革。 新思潮的鼓荡、女学的启智、女子结团体的蔚成风气、女权意识的萌发，使得辛亥革命爆发时，一部分精英妇女积极投入武装起义。而当时国际女权运动进入高潮，受到英国“战斗的参政派”的影响，许多女子参政组织纷纷成立，甚至出现唐群英等人多
8、次请愿、与议员辩论，甚至扭打政界要员要求参政权的事件。 2.渐进的“现代化 ”和战争中的中断： “女权”的式微与中共领导的“ 妇运” 在“五四” 前后，新的思想如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人文主义、实用主义、女权主义引进传入并杂糅并存，在提倡妇女解放、猛烈地抨击旧家族制度、改造社会、挽救民族危机方面达成某种共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男性）建构了一个“压迫解放“的论述模式，他们呼唤“ 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 ”，带着双重焦虑民族与国家的振兴、自身在婚姻家庭压抑中以求解脱，奔走呼号妇女解放。 20 年代，一代受到新式教育的女性渐渐成为活跃于社会中的一支力量。除了在工厂从业的女工之外，新的职业女性群
9、体在都市中活跃起来，妇女不再是铁板一块的家庭“闺阁” 或“青楼”中的两种角色；一些知识女性开始“自我发现” ，呼唤“先做人，再做女人”。她们或就业独立谋生；或出国勤工俭学，探索自我发展和救国之路；或在国内继续开展新的女权活动当时进步知识界是把女权活动视为世界潮流，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标志和途径之一，有不少有识之士把“女权 ”与“人权”并提（注：梁启超： 人权与女权，1922 年 11 月 6 日在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讲演，载晨报副刊1922 年 11 月 16 日。）。经济独立和职业平等也是努力的目标，一些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自办学校或实业，同时投入女权运动和社会活动。（注：eninthechine
10、seenlightenartine,engerderingchineserevolut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5.），延安整风时批评那些“ 重感情”、“好高鹜远” 、“幻想做政治家” 的知识女性的 “弱点”，要求她们 “好好照顾革命的丈夫，抚育革命的后代”（注：区梦觉：改造我们的思想意识，载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 733-738 页。），都反映了革命队伍中男性主导下的性别紧张关系。 国统区妇运在两党首次合作破裂后，妇女独立组织活动也受到一定限制。直到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才开始又一次女界救亡行动的联合和对全国妇女的集体
11、动员。但国统区更多是城市、知识界的参与。这时，女权的主张与呼吁被全民族的存亡大局所淹没，性别问题和阶级问题一样暂时退隐在民族问题之下而处于次要位置。 （二）“ 半边天”和“男女平等”：妇女、国家与社会性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从立法来确立男女平等的原则和保护妇女的权利。与此同时，国家延续革命战争年代的妇女动员，用集体主义和自上而下的发动让妇女从家庭走上社会、生产活动。审视其间的妇女与国家、妇女与男性的关系，究竟在多大程度改变或因循了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和观念，对妇女研究者来说是重要的。 1.制度建设和立法：平等与差别、保护与歧视 共和国政府颁布的第一部重要法律婚姻法沿袭了中共一贯的
12、男女平等的原则，其后制定的“劳动保护条例”(1951) ，规定了女工与男工享有同样的劳动保护，并对妇女产前、产后做了特殊保护规定；1953 年 2 月通过的“选举法” 规定男女公民都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特别是 1954 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在性别关系方面的制度建设和立法，既是对百年现代化运动中提倡男女平等遗产的继承，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动员妇女参与中国革命题中应有之义和逻辑延续。男女平等立法的真正意义不但使妇女得到事实上的许多好处，更重要的，由于平等立法所营造的社会氛围和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渗透（民间和官方语言）
13、，无疑为日后的妇女发展以及最终的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检视 50 年代关于性别的立法，其不足之处为立法粗疏和理想主义，对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缺乏更深入的反省批判，男性中心的婚姻家庭制度也未得到彻底改造。 80 年代以来的妇女立法有了更大的进展。1980 年修订婚姻法；80 年代中期出台了“女职工健康保健暂行规定”(1986)和“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1988)；1992 年颁布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 ，重申男女平等，并主张保护法律赋予妇女的特殊权利和利益。这一时期立法更多地强调妇女的生理、生育的特点和作为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与 50 年代立法更多注重妇女的社会性解放、无性别差
14、异的平等权利有所不同。这些法规、条例的意图和效果是对妇女有利的，但其对女性生理、生育特点的强调本身是以女性有着先天的生理上的不利条件及能力的缺陷这一观念为指导的，从而掩蔽了历史上形成的性别不平等制度和观念。 2.集体动员的社会参与：“半边天” 和性别分工 50 年代初国家延续了革命时期对妇女的动员，开展了各项建设和政治的运动。其理论逻辑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带来妇女的解放，而妇女走出家庭广泛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发展生产力，才能最后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妇女是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发动妇女参与革命和生产是革命利益和妇女利益的结合点。各级妇联贯彻“以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生产为中心的方针”，使过去不事生产的妇
15、女，转为“ 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因此，要求妇女“提高觉悟，克服依赖男人、不愿劳动” 的“落后思想”（注：转引自谭深：社会转型与妇女就业，载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编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42 页。）。有相当多的妇女在集体劳动中获得了从来未有的自信和成就感，至今中国劳动妇女还承袭这个时代的自信和意志力的遗产，但也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就宏观而言，集体化和普遍就业将家庭（族）对妇女的分隔改变为政策性利益的集体分隔城乡二元分离的格局，使得城乡妇女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系中活动，呈现出巨大的城乡差异；但性别关系几乎同样是权力关系上的男主女从，报酬上男高女低。从
16、微观角度看，工业化与集体化“打散”了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基础，但消费和维持“再生产”的功能并没有消失，而在性别分工上立法和意识形态的宣传似乎从未对传统的内外分工有过质疑，相反，妇女的家庭角色一直没被“淡化” ，甚至自觉不自觉地被强化，加重了妇女双重角色的紧张。 （三）反思“解放”与“平等” ：性别文化的重构与多元主体的共处 1.“一性化”与“回归女人 ” 文革沿袭了革命（包括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主流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性别路线，并在“极左” 的方向推到极致。有学者将这一时期性别关系的特点概括为“非性化” ，准确地说应是“一性化”即 “男性化”。而当改革开放的时代到来，厌倦了清教徒生活和“政治斗争
17、 ”的男女，希望过世俗的日子时，“回归女人”就成了一种时髦。学界也以批判“非性化” 为名，或提出 “做女人”、强化“ 女性意识”的口号，或急于“ 淡化”、“超越”性别。殊不知未经过性别文化反思清理的虚幻的“淡化” 、“超越”和一厢情愿地 “做女人”，恰恰掩盖了长期以来男优女劣文化深层的性别不平等，将性别本质主义和性别等级主义合理化。 2.国家与市场：在夹缝中拓展空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乡二元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淡化、削弱，国家对妇女“保护 ”的部分减少。在男女同时受到体制转轨冲击的情况下，旧的性别关系格局和观念所起的消极作用是妇女首先失业下岗；而另一方面，“市场” 这只 “看不见的手”也开
18、始出于商业目的进行操作，妇女成为性剥削、侵犯、利用的对象，拐卖妇女、卖淫嫖娼、色情出版物泛滥一时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但与此同时，妇女也得到比以往更多的自我组织、自我实现和选择的机会，如妇女组织的多样和活跃，妇女研究的兴起，妇女流动的频繁，寻求自给、致富之路的自觉性的加强妇女正在改变以往那种被安排、被塑造，需要“代言”、“保护” 的被动角色。也正是这个时期，妇女越来越分化成不同的利益群体，根据各自的利益和作为女性的共同体寻找发展的空间。 3.社会性别意识：性别制度文化的反思与重构 “男女平等”和“社会性别”这两个同是“泊来”的概念，并不是像人们理解得那么不可相容；相反，后者使我们理解不平等的深层根
19、源和解决的策略，不再只以男性为标准，不再是男人、国家“解放” 妇女，不再限定于“只有提高生产力” 、“只有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只有提高妇女自身素质才能以贡献求地位” 男女不平等也不是人们常说的“传统” 和“封建残余”在“作怪” ，而恰恰是一种社会制度和观念体系在起作用。对此，需要深层的文化反省和社会性别意识的自觉在这一方面，今天中国社会基本还处于“失明”“失聪”和“ 失语”的状态。 主流和大众往往对性别（实际是妇女）采取惊人的矛盾的态度在“姿态 ”和口号上重视，而在实质上和内心漠视，因而性别盲点无所不在。就拿生育来说，人们很少从性别制度分工、生物学本质的认识论来批判反思：如何站在
20、妇女的角度思考问题制定政策？节制生育难道只有妇女承担主要责任这一条出路吗？国家对生育控制真的意味着父权夫权家庭控制的削弱吗？再如以“性别划线”的“妇女回家论”不断泛起，也反映出对旧的性别分工制度缺乏起码的反思。当然，更少有从社会性别权力关系、资源配置等角度看待隐蔽而又日益突出的家庭暴力、健康、营养甚至商业性性交易泛滥等问题的。 不过，一种用社会性别视角观察、理解、发声、行动的力量正在壮大，妇联组织和妇女研究学者两种力量的结合，正在试图说清楚文化中的性别议题，也企图诠释什么是真正的解放与平等。妇女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她们有不同的复杂的身份认同，她们有权力和有能力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现代社会应该不
21、断满足这种需求。男女不是二元对立和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漫长的文明史中建构的，现在是到了共同磋商获得男女自我解放的时候了。 三、历史语境：对中国妇女研究的意义 妇女研究实际上是从性别的角度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进行对话。对中国性别制度父权制的形成、演变、内部构成、特点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尤其是对近代社会对这一制度的挑战和改变有较为全面深刻和理解，就成了这种对话的前提。同时，当妇女研究成为一种全球行动的时候，在与国外同行对话交流的过程中，历史语境的把握就成了我们自己立足点和归宿。这至少有三个方面给我们提醒和启示： （一）妇女研究：本土区域全球的关系 妇女研究正在世界兴起，女性主义理念的普及、社会性别概念的普
22、遍使用这一全球化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区域化、本土化更是呼声急切、行动迅猛。中国的妇女研究需要从全球妇女生存的历史、现状、运动和研究的趋势所体现的普遍性入手：比如父权制在世界的普遍存在，社会性别概念在研究中的普遍适用，就是从事妇女性别研究的起点和共识。但是，父权制的运作和社会性别的具体表现在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是有差异的，如中国的父权制的形成和内部构造与欧美各国不同，甚至同属东亚文化圈、深受懦家文化影响的中、日、韩等国之间也不尽相同。因此，不但在研究的策略、概念的引进和运用上需要考虑到具体的历史语境，更重要的是要在本土的研究中检验其适用度并随时给予补充修正。这样做，不但能使妇女研究、女性主义
23、、社会性别更真正凸现多元性和丰富性，更重要的是本土性的研究和活动才真正能对妇女和人类的进步起到实质性的推进作用。对于中国的妇女研究者来说，对本土的两性生存及其关系的背景和实际情况，既要能追源溯流，又要善整体把握；既要建立一个从性别角度切入的观察和解释的初步框架，又需要多角度多学科以及跨学科的交叉和综合的研究。 （二）从因变关系看社会性别制度的历史性 社会性别制度、两性关系和妇女状况地位，这些范畴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本质存在，而是历史的造物。研究者要从变化中考察因循和积淀的成分、变革的内容、以及新旧因素如何共存起作用的。时间的座标既是相对稳定的，又是流动的，更是前后衔接的。更重要的，还是揭示变革和滞
24、留因循的具体表现并揭示其原因，积极创造条件促使性别关系向更文明、更符合人性的方面转化。 （三）从经权关系知性别关系的复杂性 正如没有固定不变的妇女、性别关系，也没有统一的、抽象的妇女和单一模式的性别关系，中国的父权制性别制度作用下的两性关系呈复杂态势：父权制既有压迫、压抑妇女的一面，又有给妇女以生存空间甚至有妇女发挥能动性的机制的一面。所以，简单地用单一的“压迫解放”的理论模式来解释中国妇女的处境与反应是不全面的。必须深入到中国特定时代、特定的阶层、特定的民族或地域，认真构筑或尽可能复原当时妇女生活的真切的环境，才能看到一幅较为完整的妇女和两性活动的场景，任何理论和观点都将受到检验。另外，经权理论使我们在理解中国妇女的状况和地位时，避免折衷主义的做法。比如：将“权” 的一面与 “经”等量齐观，过分扩大妇女在传统时代的家庭地位，将其理想化这就是把妇女的“生存策略史” 混同于父权制控制妇女的“战略史” 。
